清代天津商人杨宗濂洋务实践，官督商办的得失（近代企业的探索）

实用国学 2026年01月12日 16:36 2 止观行者

本文聚焦清代天津商人杨宗濂在洋务运动中的实践，探讨其参与“官督商办”企业的得失，关键词“官督商办”指清政府主导、商人出资经营的近代企业模式，是早期工业化的重要尝试，杨宗濂的案例揭示了官商合作中权责不清、效率低下与资本困境等突出问题，反映了传统体制与现代企业制度之间的冲突，文章通过分析其成败，展现近代中国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艰难探索，读者可从中了解洋务运动的实际运作机制，认识制度选择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进而理解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与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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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弹古琴的,手指头常年跟丝弦较劲，指甲缝里都嵌着桐木灰，你说这年头谁还听古琴？地铁站口拉二胡的大爷都比我们混得体面，可我偏就爱这清冷调子，像月光洒在结了霜的瓦片上，一拨一颤，全是历史的回音。

那天我在天津鼓楼边的老茶馆里弹《广陵散》，台下观众寥寥，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头嗑着瓜子说：“你这曲子，杀气太重。”
我说：“那是聂政刺韩王，不杀气点能叫古琴吗？”
老头嘿嘿一笑：“那你听过杨宗濂的故事没？那才真叫‘刺’——刺破旧梦，扎进洋务的泥潭里。”

我愣了下,琴声差点跑调，杨宗濂？那个晚清在天津倒腾机器、跟洋人谈合同、被朝廷又捧又防的商人？他跟我这七弦琴有什么关系？

老头眯着眼,把瓜子壳吐成一条直线：“你弹的是古人之愤，他活的是今世之困，一样的弦，绷紧了都会断。”

这话像根细针,戳进了我心里，我这个只会抚琴的酸秀才，决定扒一扒这位天津商人的“洋务实践”，看看那根名叫“官督商办”的弦，到底是怎么在风雨中嗡鸣，又是怎么“啪”一声崩断的。

话说清朝末年,天朝的脸面快被列强撕成纸屑了，京师炮声隆隆，江南烟雨蒙蒙，唯独天津这块地界儿，像个刚睡醒的醉汉，摇摇晃晃地踩上了近代化的独轮车，火车来了，电报通了，洋行林立，码头喧嚣，就在这乱哄哄的市井深处，杨宗濂登场了——不是穿蟒袍的官员，也不是留辫子的买办，而是一个地道的天津商人，说话带海腥味，走路带风，兜里揣着银票，脑子里装着算盘。

他干了什么？一句话：玩了一把“官督商办”的高难度杂技——上面有朝廷盯着，下面有百姓看着，中间还得自己掏钱、招人、建厂、卖货，好比一个人踩着钢丝，左手举着灯笼，右手端着汤圆，头顶还顶着一碗热粥，稍一晃，全砸了。

杨宗濂办过织布局,搞过轮船公司，甚至想把天津变成“小曼彻斯特”，他请德国技师，买英国锅炉，工人穿工装不穿长衫，厂区烟囱冒黑烟像巨龙打嗝，那时候，天津卫的人看见他，都说：“这杨老板，不像做生意的，像造反的。”

清代天津商人杨宗濂洋务实践，官督商办的得失（近代企业的探索）

可问题就出在这儿——他是商人，却得听官老爷指挥，朝廷说：“你办厂可以，但得归我们管。”杨宗濂点头哈腰：“行，官督嘛，我懂。”
结果呢？官僚插手，外行领导内行，批个条子要十天，买根铁管得盖八个章，厂里的机器都生锈了，公文还在衙门抽屉里打瞌睡。

有一次,杨宗濂急得直跺脚：“再拖下去，连蒸汽都凉了！”
旁边师爷慢悠悠泡茶：“大人还没批，急什么？心静自然凉。”

这不是讽刺,这是现实，官督商办，听起来像是“强强联合”，实际是“婆婆管媳妇，还不给饭吃”，杨宗濂投了钱，担了险，最后分红时，账本却被锁在衙门保险柜里，钥匙在巡抚小妾手里。

我弹琴时最怕走音,可杨宗濂办企业，简直是天天在走音边缘跳舞，投资人问他：“赚不赚钱？”
他说：“短期看亏损，长期看国运。”
投资人翻白眼：“我是来赚钱的，不是来救国的！”

这话扎心,但真实，就像我弹《流水》，听众要是饿着肚子，谁管你有没有“高山之意”？杨宗濂想用商业救国，可资本只认利润，不认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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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荒唐的是,官府一面喊“支持实业”，一面又怕商人做大，杨宗濂厂子火了，立刻有人参他“图谋不轨”，御史写折子：“商贾掌机枢，恐生尾大不掉之患。”翻译成人话就是：老百姓有钱了，还不得骑到我们头上？

这逻辑,跟防贼似的，你让他修墙，他又怕你拿砖头砸他。

有一回,杨宗濂去北京汇报工作，礼部尚书问他：“你那工厂，日产多少匹布？”
他答：“三百匹。”
尚书点点头：“嗯，够做三十件官服了。”
杨宗濂哭笑不得：“大人，我们是卖给百姓的，不是给您裁补丁的。”

你看,这就是代沟，一个想着市场，一个想着官服；一个想让天津人穿上洋布，一个只想让衙门省点布料钱。

但杨宗濂没放弃,他像极了我练《潇湘水云》时的状态——明明知道曲子难，十个音有八个会错，可还是日复一日地弹，错一次，改一次；被驳一次，再报一次，他在天津建起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引入现代会计制度，甚至搞员工福利——这在1890年代，简直是穿越剧剧情。

可惜,天不遂人愿，甲午战败，国库空虚，官督商办模式全面溃堤，杨宗濂的企业被收归“国有”，他本人黯然退场，晚年隐居乡间，种菜养鸡，再不提“实业救国”四字。

听到这儿,我停下琴，问那老头：“所以他失败了？”
老头吐掉最后一颗瓜子壳，笑着说：“你觉得《广陵散》是成功还是失败？”
我一怔。
“聂政死了，可曲子活了，杨宗濂倒了，可路留下了。”

这话让我心头一震。

是啊,杨宗濂的“官督商办”确实毛病一堆：权商勾结、效率低下、产权不清、官僚掣肘……但它也干成了几件事：它让中国人第一次看到机器能纺纱，轮船能载货，股票能换钱，它像一盏昏黄的油灯，在漆黑的夜里，照出了一条坑坑洼洼的小道。

就像我弹琴,没人听不要紧，要紧的是声音发出去了，哪怕只有一个路人驻足一秒，那也算唤醒。

杨宗濂不是完人,他的洋务实践更不是完美答卷，但他敢在龙椅底下玩火，敢用算盘对抗圣旨，敢把“商”字堂堂正正地写进国家大事里——这份胆气，比那些只会背《论语》的清流强多了。

如今天津的意式风情街酒吧林立,年轻人喝着莫吉托，没人记得杨宗濂，可每当夜深人静，海河上的桥灯亮起，汽笛声隐约传来，我总觉得那是他未完成的奏鸣曲，在风中低语。

我们总说“以史为鉴”，可历史哪是镜子？它更像一把老琴，弦已斑驳，音已走样，但只要你肯拂去灰尘，轻轻一拨，仍能听见百年前的挣扎与呐喊。

别问我杨宗濂值不值得敬佩。
我只问你：当整个时代都在唱挽歌时，你是选择沉默，还是——哪怕走音，也要弹完那一曲？

杨宗濂选了后者。
而我，继续弹我的琴。
就算听众只剩一只流浪猫，我也得让它知道：这世上，曾有人想用生意改变中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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