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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上海商人刘鸿生社会责任,企业家的社会担当(商业成功与社会责任)

实用国学 2026年01月11日 12:50 6 观易之人
民国时期上海商人刘鸿生是近代中国民族企业家的杰出代表,其商业成功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相辅相成,他创办多家企业,推动民族工业发展的同时,积极投身教育、慈善与公共事务,体现了“实业救国”的理念,本文围绕“企业家的社会担当”这一关键词,探讨刘鸿生如何在动荡时局中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展现民国企业家的精神风貌,读者将从中了解商业成功与社会贡献之间的良性互动,理解近代中国企业家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获得关于责任、使命与家国情怀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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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一个弹古琴的,居然要写刘鸿生?没错,就是那个在民国上海滩混得风生水起、煤球厂开到连烟囱都排队冒烟的“火柴大王”刘鸿生,但别误会,我不是去他工厂打工,也不是想投资火柴——我只是那天在豫园茶楼弹《流水》时,一位老先生听完后眯着眼说:“这曲子有山有水,可缺了人间烟火气,你知道谁最懂‘人’字怎么写吗?刘鸿生。”

我一愣,手指差点按错徽位,一个商人,懂什么“人”?

可越想越不对劲,那天晚上回家,月光洒在琴案上,像一层薄霜,我忽然觉得,古琴的七弦,不也像七条命运之线?有人用来吟风弄月,有人却用它拨动整个时代的脉搏,而刘鸿生,就是那个一边算账本,一边给城市“调音”的人。


话说1920年代的上海,那叫一个热闹,黄包车叮叮当当,电车呜呜穿行,外滩的钟声和舞厅的爵士乐打架,这时候,刘鸿生已经不是初来乍到的小老板了,他的企业像竹笋雨后冒尖——火柴厂、水泥厂、毛纺厂,连码头都有股份,别人问他怎么发家,他笑呵呵地说:“我卖的不是火柴,是‘点亮生活’的希望。”

这话听着像广告词,但细品,还真不是吹牛,那时候中国火柴被洋货垄断,一根“洋火”贵得让老百姓皱眉,刘鸿生偏不信邪,建厂、研发、打品牌,硬是搞出“美丽牌”火柴,价格亲民,质量过硬,连我这种穷艺术家买两盒点香炉都不心疼。

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真正让我拍案叫绝的是——这家伙赚了钱,不盖别墅,不买游艇,反倒开始“烧钱”。

“烧钱”?对,而且烧得理直气壮。

他在苏州河边建工人新村,白墙黑瓦,每户通自来水,还有小花园,工人们搬进去那天,敲锣打鼓,有个老师傅拉着我说:“先生,我拉了三十年黄包车,头一回住上带厕所的房子!”

我心想:这哪是老板?分明是民间版“城建局局长”!

更绝的是教育,他自掏腰包办子弟学校,孩子免费上学,课本还是他自己审的,有次我去参观,看见一群娃娃齐声念:“一加一等于二,爱国爱家是真理。”那声音清亮得像晨钟,震得我手里的琴谱差点飞走。

“刘先生图啥?”我忍不住问身边的老门卫。

老头咧嘴一笑:“图啥?他说,工人有文化,工厂才有未来,再说了——”他压低声音,“他小时候穷得连纸都买不起,抄书用沙盘,现在有钱了,不想别人也踩他走过的泥坑。”

这句话,比任何古琴曲都深沉。


你以为这就完了?太天真。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多少富商卷款跑路,西装革履坐上轮船,连回头望一眼都觉得多余,可刘鸿生呢?他把工厂机器拆了,装上卡车,一路往内地撤,日本人拿枪顶着他脑袋,他眼皮都不眨:“厂可以炸,技术不能丢,中国人,得自己造东西。”

那一夜,我仿佛听见《广陵散》的悲壮,聂政刺韩王是为复仇,刘鸿生护厂,却是为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饭碗。

民国上海商人刘鸿生社会责任,企业家的社会担当(商业成功与社会责任)

后来他在重庆重建生产线,依旧坚持给工人发全薪,哪怕产量只有战前一半。“大家都不容易,”他说,“越是难的时候,越要守着人心。”

这话要是写进琴谱,我一定用“滚拂”技法重重扫过七弦——那是风雨中的坚守,是乱世里的良知。


你说他是商人?没错,但他更像一个“社会工程师”,别人做生意想着利润最大化,他琢磨的是“责任最大化”。

他建医院,专收劳工;办职校,教人手艺;甚至出资修桥铺路,连乡下祠堂漏雨,他都要捎一袋瓦片过去。

有人笑他傻:“刘老板,你这不是做慈善,是开‘救济超市’!”

他也不恼,端起茶杯慢悠悠说:“超市也得有人开啊,总不能让老百姓饿着肚子等救世主吧?”

幽默里藏着锋芒,像极了古琴曲里的“绰注”——表面轻巧,实则暗藏力道。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他就不怕亏钱吗?不怕被人骂“装好人”?

当然怕,但他说过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赚钱像呼吸,不停就活着;可光会呼吸,不算活得好。”

这句话,我后来写进了我的新曲《商道》,第一段用“泛音”描绘十里洋场的浮华光影,第二段转“撮音”表现工厂轰鸣,第三段突然静默,只留一声“撞钟”般的低音——那是他在战火中守护最后一台机器的决绝。

有听众听完问我:“这曲子到底讲什么?”

我说:“讲一个人,如何在金钱与良知之间,找到共鸣点。”

就像古琴,左手按弦定调,右手拨动发声,刘鸿生的左手是“商道”,右手是“仁心”,两者配合,才能奏出时代的强音。


意外的是,这位“钢铁侠”式的企业家,私下却极爱传统文化,他书房挂着一幅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落款是于右任,他还常请文人吃饭,席间不谈股价,专聊诗词。

有一次,他听我弹《阳关三叠》,突然红了眼眶,散场后拉住我:“先生,这曲子里的离愁,我懂,可我想改个结局——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是‘东归沪上共燃灯’。”

我怔住,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他不是在做慈善,是在点燃火种,每一座工厂,是一盏灯;每一所学校,是一根芯;每一个被善待的工人,都成了新的打火石。

火柴虽小,能燎原。


豫园的茶楼还在,古琴声也未曾断绝,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人把“社会责任”当成公关话术,贴在年报第一页,转头就把排污管偷偷接进河里。

而刘鸿生不一样,他的责任,不是写在纸上,是刻在砖瓦里、融进工资单、藏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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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民国已远,英雄落幕,可我觉得,只要还有人在追问“商人该不该有良心”,刘鸿生的名字,就该被一次次提起。

就像我每天调琴,七弦松了要紧,心弦歪了更要正。

下次你路过苏州河,看见那些老厂房改造的艺术区,不妨停下听听,风穿过窗棂的声音,像不像一台老式印刷机在运转?又像不像一群工人下班时的笑声?

那是刘鸿生没说完的话,也是时代遗落的回音。


回到最初的问题:一个弹古琴的,凭什么写刘鸿生?

因为我终于懂了——艺术不只是风花雪月,商人也不仅是铜臭满身,真正的美,是有人在喧嚣中守住底线,在利益前选择担当。

就像最好的琴音,不在指下,而在心上。

而刘鸿生,正是那个在乱世中,为“企业家”三个字重新定弦的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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