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崇军事行动，北汉建立者依附契丹的军事合作

人性洞察 2026年02月04日 20:29 25 识局者言

刘崇是五代十国时期北汉的建立者，他在后汉灭亡后于太原称帝，为维持政权采取依附契丹的策略，与契丹建立军事同盟，这一合作不仅为北汉提供了抵御中原王朝的外部支持，也凸显了当时北方政权在强敌环伺下的生存困境，关键词“刘崇军事行动”与“依附契丹的军事合作”揭示了北汉立足的关键战略，本文将探讨这一联盟的政治背景、军事意义及其对十国格局的影响，帮助读者理解小国在乱世中如何通过外交与军事结盟谋求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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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导读：

历史背景：五代乱世中的权力真空
刘崇与契丹结盟的战略动因
刘崇主导的军事合作实践
依附契丹的后果与评价
历史启示：边缘政权的生存逻辑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北方地区出现了多个短暂割据的政权，其中位于山西一带的北汉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政权之一，北汉的建立者刘崇，原为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在后汉灭亡后，凭借其政治智慧与军事策略，在太原起兵自立，建立了延续十余年的小型王朝——北汉，北汉地狭兵弱，资源匮乏，难以独立抗衡中原强大的后周及后来的北宋政权，刘崇采取了一项极具争议却至关重要的战略举措：依附契丹，展开深度的军事合作，这一系列以“刘崇军事行动”为核心的外交与军事联动，不仅深刻影响了北汉的生存轨迹,也折射出五代末期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复杂的政治博弈。

历史背景：五代乱世中的权力真空

公元951年，后汉隐帝因猜忌大臣，诛杀权臣郭威家族，引发郭威起兵反叛，郭威迅速攻入开封，废黜隐帝，建立后周，史称后周太祖，这一政变直接导致后汉宗室势力覆灭，刘崇当时任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拥有一定的兵力和地方基础，听闻兄长刘知远所建的后汉被推翻，刘崇悲愤交加，遂于太原称帝，仍沿用“汉”为国号，史称“北汉”,以示继承后汉正统。

北汉所控制的疆域极为有限，仅包括今山西中部与北部十余州，人口稀少，经济凋敝，军力薄弱，相比之下，后周政权则控制着中原核心区域，兵强马壮，财政充裕，面对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刘崇深知单凭自身力量难以长期抗衡后周，他将目光投向北方——辽朝（即契丹）。

刘崇与契丹结盟的战略动因

契丹自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以来，已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游牧帝国，辽太宗耶律德光曾趁中原内乱之际南下，一度攻占开封，扶植傀儡政权，虽未能长久统治，但已显示出对中原事务的高度干预能力，至刘崇建国时，辽穆宗在位，辽朝虽内部不稳，但仍具备强大军事实力，尤其骑兵机动性强,善于长途奔袭。

刘崇选择依附契丹,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考量：

其一，地缘安全需求，北汉地处中原与塞外交界地带，西有后周虎视眈眈，北接契丹势力范围，若与契丹为敌，则腹背受敌，极易被夹击灭亡；反之，若能联合契丹，则可借其军事力量牵制后周,保障自身安全。

刘崇军事行动，北汉建立者依附契丹的军事合作

其二，合法性建构需要，刘崇以“复兴汉室”为名建立北汉，但缺乏广泛的政治认同，通过与契丹结盟，获得辽朝册封（如辽封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政权的合法性与国际地位,使其在五代诸国中不至于孤立无援。

其三，现实军事依赖，北汉兵力不足，常备军仅数万，难以单独发动大规模进攻或有效防御，而契丹骑兵精锐，作战风格凶猛，若能协同出兵，可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例如在后周世宗柴荣亲征北汉时，刘崇便紧急请求契丹援军,双方联军在高平之战中与后周军队展开决战。

刘崇主导的军事合作实践

刘崇执政期间，共组织多次与契丹的联合军事行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高平之战前后的战略协调。

公元954年，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不久，意图一举消灭北汉，统一北方，他亲率大军北伐，直逼太原，刘崇闻讯，立即遣使赴辽求援，并亲率主力迎击，辽将杨衮率领万余契丹骑兵南下支援，两军在晋阳（今太原）会师，尽管刘崇急于求战，未等契丹主力完全集结便贸然出击，最终在高平之战中被柴荣击败，损失惨重,但此次军事合作本身体现了北汉对契丹的高度依赖。

刘崇还通过岁贡制度巩固与契丹的关系，据《资治通鉴》记载，北汉每年向辽朝进献大量金银、丝绸、粮食等物资，换取契丹的政治支持与军事援助，这种“以财换兵”的模式虽加重了国内百姓负担,但在短期内确实延缓了北汉的灭亡进程。

在战术层面，刘崇也积极学习契丹的骑兵作战方式，改革军制，组建轻骑部队，增强机动作战能力，他在边境设立哨所，与契丹互通情报，形成初步的军事协同机制，这些举措虽未能根本改变北汉弱势地位,但在局部战役中曾取得一定成效。

依附契丹的后果与评价

刘崇依附契丹的军事合作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为北汉赢得了喘息之机，但从长远来看,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

丧失政治独立性，北汉在外交上几乎完全受制于辽朝，重大决策需征得契丹同意，俨然成为辽的附庸国，这不仅削弱了刘崇的自主权，也使北汉在中原诸国眼中被视为“引狼入室”的背叛者,失去道义支持。

加剧内部矛盾，连年向契丹纳贡导致赋税沉重，民不聊生，地方豪强离心离德，军队士气低落，许多汉族士人耻于与“胡虏”为伍，纷纷南逃后周或隐居不出，致使北汉人才匮乏,治理能力持续下降。

激发中原强烈反弹，后周与后来的北宋都将北汉—契丹联盟视为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明确将“先南后北”定为统一战略，而北汉正是“北”字的核心目标，可以说，正是刘崇的亲辽政策，使北汉成为北宋统一战争中最后被消灭的割据政权之一（979年被宋太宗灭）。

我们也应客观看待刘崇的选择，在五代乱世中，弱小政权往往只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刘崇并非不知尊严重要，但他更清楚现实残酷，若不依附契丹，北汉可能早在954年高平之战后便已覆灭，他的军事合作策略,是在极端不利条件下的一种务实生存之道。

历史启示：边缘政权的生存逻辑

刘崇的军事行动及其与契丹的合作，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命题：在强权林立的时代，弱者的生存往往依赖于复杂的外交平衡与外部力量的介入，北汉虽小，却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成为中原与草原势力博弈的关键棋子，刘崇利用契丹对中原影响力的渴望,成功将北汉嵌入更大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中。

刘崇军事行动，北汉建立者依附契丹的军事合作

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从西汉初年的和亲政策，到南宋时期的联蒙灭金，再到晚清借助列强牵制日本，本质上都是在实力不对等情况下寻求外部支持的体现，刘崇的做法虽饱受非议，但从现实主义角度而言,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刘崇作为北汉的开国君主，其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出身皇族却逢乱世，志在复兴却力不从心，欲图自强却不得不屈身事外，他所主导的依附契丹的军事合作，是五代十国时期边缘政权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尽管这一政策未能挽救北汉的最终覆亡，但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了灵活的外交手腕与顽强的求生意志，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不应简单以“卖国”或“忠奸”来评判刘崇，而应深入理解那个时代中小政权在强权夹缝中挣扎求存的艰难处境，刘崇的军事行动，不仅是一段尘封的往事，更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态中权力、忠诚与生存抉择的深刻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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